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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文集

2009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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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文集:太虚大师传之三

    太虚是第一个到欧美弘法的中国僧人。启蒙运动以来,四方人对中国文化渐有所知,但褒崇者流于肤浅,贬抑者流于自大,而对中国承沿的大乘佛教思想则缺乏认识。他们了解佛教的渠道主要来自东南亚传承的上座部——小乘系统,以及由中国派生出的日本大乘体系。相形之下,中国佛教像一位深锁绣阁的大家闺秀,朱颜暗老,默默无声。释迦牟尼创教时那种摩顶放,救济天下的大悲大勇的精神,已如旷古之风,湮没于苍白现实的尽头。颓势谁挽?太虚用行动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他要给西方带去古老而全新的真正的福音。

毫无疑问,这是次伟大的远航。当西方传教士仗兵舰之利,在中国大地上宣布应该信仰什么。 他没有其他籍助,除了佛法自身。他的力量来源于对佛法圆满性和究竟年个的自信——佛陀学说的原理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中流出的是彻底的平等主义;由人生而成佛的途径指示着进化主义的根本趋向;而佛法达成的效果,无障碍的终极境界,是人类自由主义理想的最高完成式。他的自信可以这样概括:欧洲从前的有神宗教已经破产,“应有从科学理智而上达于最高最圆满之佛法,以为现代欧洲之新信仰,促进于道德之修养。”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篇幅详尽描述他西行弘法的细节。他去了太多地方,活动是那么频繁,几乎马不停蹄地参观、会晤、讲学、联络。足迹曾驻的重要国家和城市,就有越南,新加坡,锡兰,埃及,法国的马赛、巴黎,英国伦敦,比利时,德国的佛郎俯、柏林、莱勃齐、耶纳,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檀香山等等。所到之处,他与各国政界、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换对于世界现状和人类前途的看法,与各国佛教学者及感兴趣者讨论佛教问题,宣扬佛法真谛,介绍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许多欧美著名学术机构、高等学府都留下了他纵横演讲的身资……人们对这位来自远东的风尘仆仆的宗教家发生了莫大兴趣。他知识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审视固有文化的新的视角。作为拓荒者,太虚取得了成功。他播撒种子,立刻就有收获。他呼吁全球佛教同志联合一致,足见国际性佛教组织——世界佛学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在英、法、德、美等国成立了通讯处、筹备处。佛学院宗旨为:“昌明佛教,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

1928年10月20日,于巴黎发起佛学院。太虚为中国发起人,设通讯处于南京毗卢寺。法国发起人有希尔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爱斯嘉拉、马古烈、腊尔华、伯希和马格尔、龙舒贝勒等二十余人,设通讯处于巴黎东方博物馆。1929年2月3日,法国外交部代表比勒宣布,法国政府令巴黎市政厅捐地为世院基址。时法国允为发起人者已扩至300余人。2月10日,巴黎佛学会成立,太虚出席指导。

1928年11月5日,商定由伦敦佛教会长亨佛利士联络英国佛学界,筹设世界佛学院伦敦筹备处。于伦敦无线电台广播“告全球佛学同志”。

1928年12月,与德国佛朗俯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商决:以中国学院为世院之德国通讯处,招集发起人。于院刊译载中文佛经。1929年1月,已征得德、奥、匈、瑞、荷、捷各国发起人60余名。

1929年3月13日,与芝加哥费尔特博物馆长罗特商决:设世院美国通讯处于此。

4月5日,太虚一行登上范明总统号轮,离美返国。历史性的弘法历程落下了帷幕。

回国之后,他很快便因中国佛教会的领导方向与保守派发生了巨大的纷争。昔年在天童结为盟兄弟的圆瑛此时已隐然是江浙佛教界的领袖。太虚出国前的南京召开预备会议时,他还颇愿合作,可不久便在沪杭保守居士集团的簇拥下,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暗斗明争。太虚还在巴黎,他们边提出将中国佛学会总部由南京迁设上海,以利控制。江苏的新派固然不能赞同,最后折衷为另组中国佛教会,保留佛学会以观其变。而太虚仍从佛教大局着想,予佛教会的事业以倾力鼎成。

保守派并不领情。他虽被推为执监委员会的七名常委之一,终一保守派肆意诽谤,阻力重重,会务难以展开。1929年11月,南京中国佛学会成立大会,他任会长,打算专注于世苑《世苑改名》和佛学会的建设,他函辞中国佛学会常务委员及学务委员长之职。佛教会坚留未允。闽南佛学院学僧与江浙旧势成水火。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了。

1930年至1931年太虚穿梭于厦门、北京、武汉、四川等地,一如既往地忙于演讲弘法,宣传人生佛教和建僧运动,同时致力于世界佛学院的筹划落实和佛教会的运做。他再次修正自己的建僧方案,撰《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建僧数目从《整理僧伽制度》估计的八十万减至四万,其他方面也更趋实际,主张分僧人为学僧、职僧、德僧三级。并为学僧订立“律议院”、“普通教理院”、“观行参学处”共十二年的学程。取决于基督教的僧制,《人工之新僧化》、《僧制新论》中所提倡的服劳众则弃而不论。在佛学研究方面,他更加注重佛学的融通性和世界性,将闽院研究部分成“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五系,于漳州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在北京成立世界佛学院华英文系之柏林教理院,在四川北赔缙云寺发起建立”汉藏教理院”,接受南京佛国寺为世苑苑址。他告诉新生:“最近创立世界佛学院,其研究佛法之根据,又较吾昔根据华文者大有扩充。”

“今后之佛学,应趋于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正与发扬……今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纶中选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后博通且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

若把这段话称为现代佛学研究方向的指南针是毫不过分的。

1931年4月8日,中国佛教会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约各省区、蒙藏、四大名山、佛学院、居士林派代表参加,会上他被选为执行委员。面对空言恶行,经费枯窘、人才凋敝、有章不循等种种弊端,他拍案而起,提出《告全国佛教徒代表》,坚决表示,敷衍之教会,有不如无。“不能振作,应即取消!愿先决,然后改选。”这一斩钉截铁的态度赢得了有志佛教振兴的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会议改选结果,大师一系获胜利,一向包办操纵之沪杭名流失败,仁山、台源、谢铸陈、黄忏华并任执委。黄建六、钟康侯等落选。”

其后圆瑛、闻蓝亭等江浙旧派首脑相继辞职,太虚,王一亭,谢铸陈等人全部接管中佛会,移至南京毗卢寺。5 月经太虚、班禅的努力,国民会议通过保护是产的决议,第二次庙产兴学之风始稍收敛。但保守派决不甘心失败,他们一方面采取不合作运动,江浙诸大寺院以前承认的会费抗而不缴,陷会务于无力进行;一方面印发传单,指责会议选举为不合法,主张中佛会仍移沪办事。鉴于事之难行,6月3日,太虚亦宣布辞职。14日,上海部分执委以协和挽留名义,召开执委会,请求所有辞职者复职,并决议于南京会所外,上海另设办事处,仍由圆瑛、钟康侯等主持。“此非协议挽留,实乃偷天换日,弃京会于不同。大师佛教会之工作,完全失败”。7月2日,太虚在北平发出退职通告,声明今后于中佛会事务概不负责!他虽不再出席中佛会的任何会议,仍关注着它的一举一措,有时还是忍不住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它的改良。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中佛会的一些不当举措引起各省分会反对,国民党民训部责成召开理监事职席会议,特约太虚出席,商讨改组。但终因圆瑛等守旧缁素阳奉阴违,置决议于不顾,进行幕后活动,又遭阻饶而流产。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太虚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注意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饵战争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损害。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当此危急之际,日本佛教徒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他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芦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深旨的国人疑谤。

1932年10月,应蒋介石之邀,他主持奉化雪窦寺。年底,辞去南普陀之职,其时闽院负责人大醒、芝峰与闽南旧僧渐多磨擦,适圆瑛年初赴厦门,介入内争,纠纷愈发激烈。他连任六年将满,大醒等人亦烦于无谓的精力消耗,不愿再留,遂议推常惺继任。闽院在常惺主持下又办理了一段时间,但已不复太虚院长时的盛况。1937年抗战爆发,便自然而然地停办了。

这样他尚能实际建设的事情便是世界佛学苑了。由于经费筹措困难,卫礼贤去世等原因,他不得不把悬之过高的构想降低,谢绝了巴黎的捐地,打算先在中国设置中心,以后再慢慢扩大到欧美。可国内才稍有头绪,又逢天灾人祸,战事紧迫,计划再度搁浅,只好改作局部的筹设。

早在若干年前,太虚就产生了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宗的认识,认为中国佛教若能振起,必有赖于禅宗的复兴。但他自己悲心深切,戳力菩萨行的倡导与实践,无法在这方面作出示范,所以雪窦寺禅观林虽拟出了章程,却一直未能如法进行。柏林教理院兴办不到一年,便因经费无着而告停;世苑图书馆于1932年开幕,其预科班亦以相同原因在1934年停顿,直到1936年才靠一笔不大的资助,再度开办了研究班。只有汉藏教理院在法尊的管理下,尚为平稳。这段时间里,几位能从经济上给他大力支持的信徒相继离开,弘化的庚续不免大受影响。他惨淡经营着,支着病体继续前行,而衰老的感觉已笼罩在他心头。如1935年他在上海养病期间写的一封信中所说:

“余就沪疗养,病渐愈,但衰老剧增!佛教前途,唯望座下等努力而已!”

他只想为佛教多做些事情,无意给自己批上什么光环。湖南佛教界发起替他铸铜像,以表景仰,《海潮音》推波助澜地发表了这则消息。他马上去信给编者福善:

“对虚与此过分之誉,已令惶不安,盖虚仅愿学菩萨发心修行而未能者耳,而本刊编者未代辞谢,反助为宣达,更使惭汗无地,并适招忌者之谤。以后如有关于此种文字,务为辞绝为幸!”

这和《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中的自由是完全相应的在这篇夫子自道式的讲话里他申明自己仅是一个学佛的凡夫,“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既非研究佛书的饿学者,也不是传承一宗一派的徒裔。他用现实平白的口吻告诉信众:他没有成佛,也根本没有“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他只是学生,刚刚开始学习怎样发菩提心,怎样菩提行,怎样在学佛的漫漫长途上踏踏实实地积累福、慧资粮。

1937年冬,他总结自己近三十年的活动历程,写出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标题是少见的,但不难由此感到它底下蕴含的辛酸、沉痛,以及现身说法、有望来兹的意味。

“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心海腾宿浪,风雨逼孤灯。三十载知忧世,二十年厉救僧。终看魔有勇,忍说佛无能!掷笔三兴叹,仰天一服膺。”这首诗是他在芦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后所作。和平已成泡影,佛教振兴的前景更显渺茫,他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全国抗战的洪流中,号召佛教徒“降魔”、“雪耻”、“护国”!

1937年7月16日,他电告全日本佛教徒,呼吁日本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他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

“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

战争总是伴随着谋略,谋求和平也需要高瞻远瞩的头脑。日本为粉饰其侵华暴行,发动舆论工具,大肆进行“保障及发扬亚洲文化”的宣传。对东南亚各佛教国,犹以中国摧残佛教作为其侵略的借口,蛊惑不浅。太虚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提出应注意西南国际线路的重要性,组办佛教访问团,攻破谰言,唤起邻邦的同情和正义援助。这一战略要策很快得到了朝野各界的饿重视赞助。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函聘他为佛教访问团团长,以佛教自发组织名义出访东南亚各国;10月中旬起程。此行主要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马来西亚等地 。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伽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

“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时事都在大困难中,曾国藩说:打得过难关,便为好汉!此正为修炼磨心时也,勉之!”

他的理论仍在完善。在他看来,中、印、西三大文化可用唯生、唯心、唯物来概括,与佛学中的法界圆觉宗、法相唯识宗、法性空慧宗适可陪当。1940年,他在汉藏教理远为学员讲《我怎么样判摄一切佛法》,完成了对佛法判摄的最后定论。

1941年,他指导发起“太虚大师学生会”,从修行、讲学、用人、办事等方面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要求,勉励他们承已抱负,继佛慧命。

1943年,内政部又颁发侵夺教产的《寺庙与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他发出虞电,呼吁全国反对;在主管司科不允取消的情况下,悲愤陈词,致书蒋介石,以死捍教:

“整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太虚对于中国文化,世界学术之贡献非浅……对于抗建之努力,亦不为少。……催夺僧寺,危之佛教,以斩绝第一生命之举动,则太虚固无负于国人,而国人实有负于太虚也!

“如何矜察,而令由主管官署施行,则太虚自当在佛教徒立场上,倍加努力以赞囊复兴中国民族之盛业。不然,则绝不能坐视寺僧催剥、佛教危亡,而再腼颜苟活于斯世也。“

书上,得停止施行。有这样的佛子,实是佛门之幸。1944年8月,太虚患轻中风,卧病缙云山。”缁素闻讯,咸为大师体健关心。在山养疗数月,始告康复。屈文六来山探病,时症已大减。屈语大师以“万缘放下”。大师笑谓:“吾几曾提起!”盖大师不以体健为虑,惟以未能组整佛教为憾。“

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受阻廷滞的”中国佛教理整委员会“终于得以成立,太虚任第一常委。他审时度世,以绝大气魄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新意见——佛教组党。

但和其他变革措施一样,他的组党意图才一流露,立刻就招来异议。除了跟随左右的十几位在家出家少壮信徒,大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旨趣,或持重默缄,更多的则以不合佛制而反对。1946年7月,他在上海成立”觉群社“,创办”觉群周报“,对僧人参政设定了”问政不干治“的理论纲领,开了僧人议政的新方便门。不过,传统成见的坚壁绝非一个超前者的钳锤所能打破。他这年本已经蒋介石同意,圈定为国民大会代表。终以陈立夫力持异议,致其事中变。其时佛教受扼于中国保守文化势力和凭借美国路线的基督教派,于此亦可见一斑。

1947年3月,太虚在上海玉佛寺召开中国佛教整委会七次常会。决议于5月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12日,为圆寂的玉佛佛寺退居方丈震华封,书”封法语”,拈偈曰:“诸法刹那生,诸法刹那灭,刹那生灭。”说法将竟,他突然中风旧疾复发,多方医治无效,于17日下午在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

4月8日,举行大师荼毗典礼。自玉佛寺趋海潮寺,参加恭送荼毗行列者,长达里余。

10日晨,法尊等于海潮寺拾取灵骨,得舍利三百余颗,紫色、白色、水晶色均有。而心脏不坏,满缀舍利,足征大师愿力之宏。

5月25日,中佛会整委会、中国佛学会等在南京毗卢递举行全国性追悼会,到会代表千余人,会场满意悬挽联,达五千余件。同时各地也纷纷举办追悼活动,遍于全国。在国外,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临时举行追悼会,摩诃菩提会建“太虚图书室”为纪念……

太虚去了,留下了七百多万字遗著,供后人参研。他的心脏火烧不坏,确乎迎于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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