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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农历七月初三，为宗性法师的师父智益上人诞辰百周年纪念日，为此，宗性法师撰写《照亮我前行路上的明灯——纪念上智下益上人》，回顾了那段师徒相伴的岁月，有初入佛门的生涩、奋进求学的青春、无声言教的风范，更呈现了近现代佛教发展的珍贵历史瞬间。
文章前半部分，请戳链接：《宗性法师忆恩师：剃度那段日子，阳光正好》
今天，为《照亮我前行路上的明灯——纪念上智下益上人》一文的后半部分，宗性法师通过一系列事例的列举，突出了智益上人处事的善巧与为人的淡泊。最后，作者表达了对恩师逝去的遗憾与怀念，以及对遗言的敬重。智益上人最后留了哪一句话给宗性法师？体现了怎样的人生智慧？二十年来，宗性法师首次提笔纪念恩师，真情流露，一起来看：
上人处事的善巧
“上人却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人感受到上人内在有一种从容的善巧。”
——宗性法师
1984年智益上人在上海龙华寺（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昭觉寺刚落实宗教政策，百废待兴，上人受命担任监院，全面负责昭觉寺寺务。一次接待工作中，来宾需在昭觉寺用午餐，也安排了寺里其他的执事作陪。快要用餐时，上人临时有事要处理，到餐厅晚了一小会儿，上人到餐厅的时候，陪客的执事已经坐在了主位，于是上人就选择坐在了末座，陪客人一块儿用餐。厨房的典座师看见后，对上人说：上把位应该当家师坐，上人幽默地回答说：我坐在哪儿，哪儿就是上把位，也还是当家师。上人一句巧妙的回答，既避免了场面的尴尬，也没有引起不必要的烦恼。这件事是我出家后，当时的典座师父告诉我的，大意是要告诉我，应该学习上人的随和与善巧。
现在昭觉寺山门内东侧的素餐厅、茶园一带，在落实政策初期是一片空地，东侧的空地与西侧并不对称，东侧比西侧空旷许多，西侧比较狭小，现在西侧流通处等建筑是2013年以后，才征用土地新建的。大约在1985年秋的某一天，动物园负责人与上人交涉，提出希望昭觉寺将山门内东侧的土地让出一部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保持东西两侧对称，其实是为了修建一条汽车通道，为动物园进出方便使用。上人没有直接回绝动物园方面的要求，担心园方找政府部门施压。就在上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寺内老僧人本智法师圆寂，上人急中生智，与有关人员商量出对策，立即安排长期从事建筑施工的澄裕师（与上人同戒），在东侧的空地上连夜砌起了一座化身窑，本智法师就是用这座化身窑荼毘的。当动物园负责人再次来交涉时，上人告诉他们，东侧的空地已经不空了，那座建起的化身窑是宗教设施，属于宗教政策保护范围，不能拆除。动物园负责人去实地查看后，也就放弃了修建通道的想法。就这样上人用巧妙的办法，既避免了与动物园造成正面冲突，又保留住了东侧的这一片空地。2000年后，昭觉寺常住在这片空地上修建起了现有的素餐厅、茶园、居士住宿部，作为后勤自养服务设施。
记得还有一次，一位轻年僧人与寺里的班首师父发生了争执，从道理上说，轻年僧人占理，班首师父理亏。那时候上人已经卸任监院之职，但由于那位轻年僧人在俗时，与上人有远亲关系，那位班首师父提出请上人去“断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给上人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向着轻年僧人，就意味着上人有私心，如果向着班首师父，难以让轻年僧人心服口服。上人到现场后，正当围观的人等着看热闹的时候，上人走上去就给了轻年僧人一记耳光，并狠狠地说了一句，“他即使有任何不对，他也是老和尚”，然后转身就离开了。一时间，那位班首师父被愣住了，那位轻年僧人也不好再辨驳了。打了轻年僧人一记耳光，为班首师父挽回了理亏的颜面，其实也等于打了班首师父一记耳光。一句“他即使不对，也是老和尚”的训词，既给了轻年僧人占理的台阶下，也间接训诫了轻年僧人应该尊重老人，不应该只钻占理的牛角尖，闹出不愉快来。在这件事的处理中，上人用了看似简单的方法，但却成功化解了陷入两难的困境。
1991年秋天，当时昭觉寺的一位知客师父由于处事专断，开罪了不少班首执事和常住清众，后期还与清定上师之间产生了不少误会。在一批班首执事的鼓动下，清定上师决定迁那位知客师父的单。事前，有班首师父私下四处窜联，也试探过上人的态度，想获得上人的支持，但上人当时明确表示不参与，并及时向市佛协和主管部门汇报了这一情况。虽然市佛协和主管部门也强力介入了，由于当时人事的复杂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那位知客师父最终还是被迁单了。正因为这件事，对清定上师后来的很多工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也导致昭觉寺执事队伍稳定和管理水平严重受损。这件事后，上人出于对昭觉寺全局工作稳定的角度，曾对我说，其实不用直接迁那位知客师父的单，那位知客师父是闲不住的人，等到重新请职的时候，将他换一下岗位，调整至“闲位置”，他闲不住的时候，自己会主动离开，不会因直接处理而闹的各方僵持。
以上几桩小事，有的是我事后听说的，有的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情虽然不大，但在处理过程中，上人却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人感受到上人内在有一种从容的善巧。
上人一生甘于淡泊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张罗为上人庆贺生日了。上人不贪图个人享受的卓然品行，至今令我景仰。”
——宗性法师
1984年智益上人在五台山参访（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在亲近上人的十年中，总能感受到他的身上，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淡雅，他不仅生活简单朴素，而且对于名闻利养，也表现出很自然的淡泊。
上人在担任昭觉寺恢复初期负责人期间，工作环境和基础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寺内部分僧人有冒进的情绪，期盼昭觉寺的宗教政策能尽早落实；另一方面主管部门有从党和政府角度如何稳步推进的考虑，希望按步骤逐步解决。上人作为负责人，既要将寺内僧人的意见转化为主管部门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又要将主管部门的意图转化为僧人能理解的语言来统一思想。上人常常会因为在上下沟通和协调不畅的关键问题上，绞尽脑汁想出办法来尽量形成共识，达到效果。尽管如此，上人仍然带领僧众先后整修观音阁、普同塔、地藏殿、五观堂等建筑，恢复宗教生活，与寺僧一道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赵朴老的支持关心下，划定昭觉寺与动物园的界址，奠定了昭觉寺重光的基础。在此期间，昭觉寺住持一职空缺，寺内曾有礼请海灯法师担任住持的方案，但海灯法师坚持不就。后来宗教部门也有由上人担任的考虑，上人态度更加明确，认为自己学问道德不能胜任，并向宗教部门力荐迎请清定上师回寺担任住持。清定上师住锡昭觉寺后，上人将自己保管的一串朝珠、一只钵、一架木床亲自交给了清定上师。这些物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人担任昭觉寺负责人，青龙场一位居士从自己家里取出，送还给昭觉寺的。朝珠是一串黄色蜜蜡的，钵是一只米汤玉的，是昭觉寺历任住持传下来的法物，木床也是历任住持用过的遗物，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捣毁寺院时被流入社会的，都非常珍贵，也有历史价值，一直由上人代为保管。然而，上人并没有因为这些物品珍贵，据为己有。上人对名利淡然的品格，至今令我敬仰。
上人在担任昭觉寺监院期间，在清定上师的领导下，先后整修藏经楼、大师殿、先觉堂、天王殿、山门殿、八角亭等建筑，一时间昭觉寺各项寺务蒸蒸日上。1988年，上人主动卸任监院一职，他曾告诉我，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已近古稀，另一方面是考虑自己文化程度不高，难以跟上新的工作节奏，应该让有能力又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承担重任。上人在担任首座兼都监期间，辅佐清定上师，支持青年执事工作，重建大雄宝殿、客堂、圆通殿、禅堂、钟鼓楼等建筑。到后期，昭觉寺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上人又主动提出辞去寺庙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并建议大力培养和使用青年僧人，担起寺院管理重任，在上人的积极推动下，一批年轻僧人逐渐走上工作岗位。上人在昭觉寺担任班首执事的近二十年中，在主要岗位时，竭尽全力维持道场，退居二线时，尽心辅佐青年执事，不擅权，不谋位，始终体现出以常住利益至上的衲子本色。上人坦然对待得失的胸襟，至今令我仰止。
上人生前曾对我说，昭觉寺能够恢复重建，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根本保障，在清定上师的道德感召之外，还有佛教界的两位大德在昭觉寺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功德是不能忘记的。一位是当时担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隆莲法师，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向党政部门和有关领导呼吁落实昭觉寺的宗教政策，积极向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老反映情况，并于1981年向四川省政协提出《关于划定范围，保护昭觉寺古建筑》的提案，引起了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为推动昭觉寺恢复宗教活动场所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位就是当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老，1983年4月，赵朴老在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昭觉寺，在赵朴老来昭觉寺视察之前，昭觉寺已被国务院确定公布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赵朴老与相关部门就贯彻落实国务院确定重点寺院决定的方案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推动了昭觉寺恢复开放的步伐。也就是这次赵朴老视察昭觉寺时，上人特别向赵朴老汇报了圆悟祖师墓的情况，并陪同赵朴老到实地查看，要求保护在动物园内的圆悟祖师墓，赵朴老回京后，不久汇来了专款，指示上人用于圆悟祖师墓的保护，不能改做他用。1983年11月，赵朴老再次亲临昭觉寺视察，在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具体研究了昭觉寺与动物园“两者并存，划界筑墙、谁也不挤着谁，相得益彰”的实施方案，最终推动了昭觉寺宗教政策基本落实。上人面对功劳却不居功的超然修养，至今令我感佩。
上人生前还强调，自己的生日不值得庆贺，因为那是母难之期，“儿奔生，娘奔死”，应该记取母亲的深恩。上人每到自己生日那天，总会去客堂登记设斋，供佛及僧，他自己也会在寮房诵经一天，诵经前，亲自去青龙场集市，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米、面、油，送到寺院盂兰盆法会的坛场里，供奉在盂兰盆中，祈求仰仗三宝的力量，回向现世及多生累劫的父母脱离苦海，得生善趣。1993年夏天，我当时还在四川省佛学院上学，放暑假回到寺里。上人生日那天，我自作主张，准备晚上叫上几位师兄弟一起聚餐，为上人庆贺生日，也请了净天师父和刘志英居士，提前并没有告诉上人。晚饭前，净天师父给上人送了一份礼物，说是为上人祝寿。上人听了后，也不好发火，因为净天师父是他近五十年的道友，有三代人的情谊。由于净天师父送礼物的举动，暴露了我们晚上会为上人庆贺生日的计划，上人就不声不响的出门走了。到了开饭的时候，我们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上人的踪影，大家都急坏了。当时，我也吓坏了，不仅晚饭没吃成，一个通宵未眠，不知道上人会躲到哪里去。第二天上午，上人从外面回来。我问上人：昨晚到哪里去了。上人笑着回答说：我去文殊院挂单了，正赶上竺霞法师在讲《盂兰盆经》，我还听了一座经。我说：您怎么也不给我们说一声呢，害得我们担惊受怕得到处找。上人笑了笑说：谁让你们多事儿，算是对你们的惩罚，我早就说过，从来不庆贺生日，你们这是要破坏我的规矩。我本来心里还觉得委屈，但听了上人的这番话，内心也就开朗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张罗为上人庆贺生日了。上人不贪图个人享受的卓然品行，至今令我景仰。
上人倾心长潭重建
“上人想要恢复长潭寺的决心不曾动摇，经常会抽时间回长潭寺短期居住，并嘱咐我们，谁也不能忘了长潭寺。”
——宗性法师
1984年智益上人在南京栖霞山参访（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长潭寺是上人岀家落发之地，“大跃进”时期被完全拆除，所有的建筑材料全部搬去修了隆盛粮站，在原址上修建了长滩村小学、长滩村村委会办公室、村幼儿园等建筑。
大概在1988年前后，隆盛镇几位信众到蓬莱镇五凤寺智明师叔处求受皈依，从智明师叔口中，得知上人仍然健在，居住在昭觉寺。
1989年，张坤先、王宗芬等居士去峨眉朝山，返回时专程到昭觉寺拜望了上人，并向上人汇报了想要恢复长潭寺的想法。当时村委会办公室已改作仓库，因当地一位民间信仰的老太婆余定清称，梦到拆除长潭寺时遗弃在水沟中的一尊菩萨托梦给她，菩萨说他在受苦受难，希望信众们支持重建寺院，将他搬回寺里供奉。乡亲们根据余定清说的地形，真在水沟里挖出一尊石刻的菩萨像，一时间被传为灵异，信众纷纷提出要将菩萨像抬进已作仓库的村委会办公室，恢复长潭寺的呼声也不断高涨。令大家神奇的是，那段时间正逢干旱，久不下雨，当地信众在石刻菩萨像前求雨成功，感动了村干部熊祚海，允许将挖出的菩萨像抬进去供奉。后来，当地信众还在仓库中陆续塑了一些各类神像，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尊。张坤先等人去拜望上人时，也将上述情况向上人作了叙述。上人听了这些情况，看见信众们虔诚的目光，也唤起了他四十年前的记忆，毕竟那是自己出家的道场，有特殊的亲切和缘份，于是答应抽时间回去看看，再从长计议。
1989年，上人俗世的族侄刘荣华，系小学高级教师，投上人座下出家，上人为他取法名宗学。1990年初，上人委派宗学师兄到实地考察后，与当地信众一道，同村委会达成协调意见，用每亩8000元人民币转让土地的方式，购买四亩土地作为恢复寺院的基础用地，所需资金共32000元，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数字。上人后来去向清定上师说明，长潭寺也是上师的剃度师澄一法师岀家寺院，也算是他的祖庙，请求他的支持。果然，清定上师慷慨捐岀32000元，解决了土地购买资金。
有了建寺的土地，还需要一笔不小的建设资金，才能具体实施。1990年10月，清定上师又捐资30000余元，上人也将自己的单金全部捐岀，从成都购买了一批木材运回，正式启动了长潭寺重建工作。我也就是这一时期结缘长潭寺的。
在长潭寺初期恢复中，当地信众热情极高，纷纷出钱岀力，捐物捐资，至1991年3月，耗资十余万元，建成了现在的观音殿，是当时周围乡村小庙中，最雄伟庄严的殿宇。后来由于未能取得合法登记开放为宗教场所的资质，重建工作一度停滞。
自此之后，上人念念不忘长潭寺的恢复重建，还曾派宗显师兄到遂宁市佛教协会寻求支持，找当时的蓬溪县宗教科沟通，但都没有明显进展。尽管如此，上人想要恢复长潭寺的决心不曾动摇，经常会抽时间回长潭寺短期居住，并嘱咐我们，谁也不能忘了长潭寺。
到1993年冬，智全师叔退休后重新回到僧团，他本是长潭寺子孫，早年礼长潭寺清修师爷出家，1945年在昭觉寺受戒，并就读昭觉佛学院，寺院拆除时返乡，后在隆盛食品站工作。上人安排他到文殊院复戒后，回长潭寺负责推动重建工作。1994年春，在当地信众的支持下，又建起了药师殿。由于开放手续迟迟不能获批，智全师叔移居遂宁广德寺，担任重要执事，同时仍关注长潭寺重建。2001年秋，在有关老干部胡培根、漆明利等的推动下，长潭寺正式获得大英县政府宗教部门批准，开放为佛教活动场所。此时，已距上人辞世一年零六个月。虽然上人没有亲眼看见这一天，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推动下，终于实现了上人的夙愿。
2003年秋，我就任文殊院住持，但一直不敢忘却上人生前的嘱咐，继续推动长潭寺重建。早在1999年秋天，政府拨付专项资金，长潭寺也拿出部分资金，将村小学搬迁至寺院对面新建后，寺院建设的土地问题基本解决。2003年冬，智全师叔来文殊院找我商议，准备推动大雄宝殿重建。2004年初，经文殊院班首执事同意，捐助十万元用于大雄宝殿重建启动资金，并开始建设。至2005年初，基本完成大雄宝殿、天王殿的建设，并于2007年举行了隆重的开光法会和庆典。时任四川省宗教局王增建局长、遂宁市宗教局唐乐英局长、大英县统战部康蓬桥部长等领导出席了庆典，清德老和尚、演法和尚、大恩和尚、智海和尚、意寂和尚、素慧和尚等高僧大德参加了开光法会。
2010年至2018年，在杜小全、刘伟、赖新、毛勇、姚青锋等信徒的支持下，在庆祥、庆照、陈龙等人的联络统筹下，耗资千余万元，又修建了藏经楼、怀益堂、思明苑等建筑，长潭寺的重建基本形成规模，终于完成了上人复兴长潭的遗愿。
上人要我“自立”
“上人辞世后，我经常会想起他在病床上嘱咐我的那句话：人要学会自立。”
——宗性法师
1984年智益上人在上海展览馆参观（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1999年冬，我还在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一天下午，忽然接到通知，上人在寺院经行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已入市二医院接受治疗，需要我赶回商量治疗方案。
我立即向学院履行了请假手续，赶回成都时，已是第二天下午。我直奔医院，在住院部脑外科的病房中，看到上人平躺在病床上，演定师兄、庆慈（王）守护在侧。我向往常一样，先向上人顶礼，然后趋身向前，上人见到，平静地说：你回来啦！会不会影响学习？我回答说：学校已经快放假了，不碍事的。上人说：我已经过了80岁了，家族里过80的人不多，很满足了，也差不多了。我一边默默的倾听，一边在心里惦念，上人一定不会有危险，一定会过这一关的。看着上人与平常状态差不多，心里还特别宽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当时太缺乏病理常识，对上人的病情认识不够准确。
我在病床前陪护了一会儿，演定师兄带我去见主治医生肖医师，我向肖医师了解师父的病情，肖医师首先告诉我，上人的病情不乐观，处于危险状态，摔跤是高血压高引起的眩晕，摔倒时由于是头部着地，对脑部有损伤，胪内有出血，瘀血对脑神经有挤压，导致大脑功能部分失调。听完病情介绍后，医师提出了两套治疗方案，一是作开胪手术，但上人年龄偏大，手术风险很大；二是保守治疗，靠药物和自身生理功能康复。我听了医师的建议，考虑到上人已是高龄，没有必要冒风险，决定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案。
当天晚上，我让已经陪护了一天的演定师兄、庆慈回寺里休息，我自己在病房里守护。半夜里，输液结束后，我搀扶上人去上了一趟洗手间，回到病床上，休息了几分钟，上人对我说：以后也不用管你们了，你们要自己管自己，人要学会自立。我当时回答说：我们还年轻，还得依靠师父多加持。之后，上人默然不语，但我的内心却多了一份不安。
在上人住院期间，我和庆慈、庆祥等人员白天晚上轮流值守。由于大脑受血块压迫，脑功能部分受损，上人时不时的会有烦燥情绪，有时候连我同他交流，也会出现障碍。这可能是他长期在庙里生活，不适应医院的环境有关。这也是他以前对我谈起过的，并交代病重时不住院、不抢救，再加上他平常每天有念佛的定课，住院后，生活环境和修持定课全打乱了。后来，每当上人情绪不稳定，或者嚷着要出院，我就将他平常做功课时念佛用的手串，递到他手上，他的手指一触碰到念珠，就立刻开始念佛，情绪也就会马上平静下来。
上人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春节前出院回到了寺院。因为我自己还有学业没完成，是继续上学，还是留下来照顾上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后来经过内心煎熬的思索，觉得完成学业是上人一直支持的，于是将我的祖母从遂宁广德寺叫来成都昭觉寺照料上人。那段时间，祖母已住在广德寺学佛。之所以让祖母来照料上人，一方面是祖母几年前曾照料过上人一段时间，熟悉上人的生活习惯，我自己也比较放心，另一方面是确实一时半会儿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此时，昭觉寺常住也安排了一位轻年僧人常海师，协助祖母照料上人。春节后，安顿好上人的日常照料事宜，我又回到学院继续学习。
两个半月后，农历四月初一，上人走完了他此生最后的旅程。当天中午，上人还像平常一样，用过午斋午休了一会儿。大约三点左右，上人坐在沙发上，吩咐祖母去锅炉房打开水，祖母便提上暖瓶去了锅炉房，从上人住的寮房到锅炉房，也就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可当祖母打开水回来时，上人坐在沙发上已经辞世往生了。祖母立即让演定师兄打电话通知了我。
上人辞世期间，法体安奉在涅槃堂，昭觉寺常住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与众师兄弟和居士轮流为上人助念，昭觉寺常住安排了大众师父早晚“转咒”回向佛事，上人生前道友、文殊院常住、成都市佛协分别派员前往吊唁。
上人辞世后，我经常会想起他在病床上嘱咐我的那句话：人要学会自立。但我当时真没有意识到，这是上人在为我做最后的交代，根本没意识到上人会很快离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分明是上人在用生命最后的力量，为我勉励，给我指明方向。
我的终身遗憾
“这是我心中的痛。俗语有云：子欲孝而亲不再。这也是我终身都难以弥补的遗憾。”
——宗性法师
1987年陪同遍能老和尚、宽霖老和尚、隆莲老法师等参访峨眉山（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我深深的知道，上人的晚年时光，绝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了对我的关怀和培养上。平常除了生活上的关心外，还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在昭觉寺长住时，还没有出来上佛学院，有时请假外出办事，没能及时回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又不能第一时间禀告上人，宗观师兄比较调皮，就会在上人面前调侃说：师弟被抓回家去了，回不来了。上人除了斥责宗观师兄外，据说眉间总会有一丝愁云。后来我知道后，每次外出必然不敢耽误，总是准时或提前回寺。有一次放暑假，我先是随同学组织去了福建参学，从厦门回成都，买了飞机票，把回去的信息提前打电话告诉了上人，回去当天，由于飞机延误，没有准时到达。后来听说，那天下午，上人一直在等我，并且去山门望了好几趟，说是担心我出事故。我知道后，心里无比的自责，以后放假回寺时，绝不敢提前告诉上人，怕他徒增无谓的担心。因此，上人在我心中，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亲切。
上人生病住院期间，因为宗观师兄在自贡接管的金桥寺举行开放庆典，需要我去主持活动，另外上人一直关心的长潭寺有佛事活动，也等着我去襄理。为此，我还先后两次离开了医院，没能在上人身边陪护，那时候从内心深处没有觉得上人会那么快离开我们，至今想起来，内心充满了负罪感，自责不已。要是当时知道上人住世不久，就是再大的事，也会放下，应该多一些时间，随侍在上人身边，陪上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由于自己的无知，对上人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判断不准确，对上人生病期间的照料既不够尽心，也不够细致。自上人生病以来，向我表达得最清晰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以后自己管自己，人要学会自立。”那时候，对这句话没有特别的领会，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早对这句话有领悟，早一些准备，会对上人最后的起居，照料得更精细，但现在连弥补的机会永远也不会有了。
追随上人座下十年，一直是上人对我关怀良多，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上人的接引和培养之恩，上人却离开了我。一直以来，为什么我不敢回忆，也没有写过任何缅怀上人的文字，因为这是我心中的痛。俗语有云：子欲孝而亲不再。这也是我终身都难以弥补的遗憾。
上人归根长潭
“最好的报恩，是学习上人终身坚守信仰、倾心三宝、朴素简约的品格，“将此身心奉尘刹”，为佛教、为众生不懈怠的尽力奉献。”
——宗性法师
1991年昭觉寺大雄宝殿开光（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人辞世后三日，农历四月初四，正是文殊菩萨的圣诞，当天早上，我护送上人的法体去新都宝光寺荼毗，礼请宝光寺首座广永大师举火。下午，我同相关人员一道，分捡上人灵骨，得舍利三粒。四月初五早上，昭觉寺常住僧众齐聚普同塔，奉送上人灵骨舍利入普同塔安奉。
上人生前曾多次向我及师兄弟们强调，病重时不住院、不抢救，辞世后不留遗像、不修塔。上人辞生病期间和辞世后，我基本上是遵照上人的愿望办理的。但上人辞世后，想起上人生前恩惠的点滴，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与日俱增。
2001年7月，我在中国佛学院的学习结束，应邀到文殊院常住。于是前往昭觉寺，从普同塔内将上人的灵骨坛请出，捧回文殊院，安奉在我床头的书柜上，以慰内心的怀念和愧疚。
后来，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方式，对上人不够恭敬，于是决定将上人的灵骨舍利奉送回长潭寺安奉。2008年清明节，我出资在长潭寺后山筑了一处墓穴，智海和尚、上人生前的戒兄常厚师父、挚友净天师父及僧俗弟子五百余人，护送上人灵骨安奉入墓穴中，安放仪式礼请昭觉寺住持演法和尚主法。
上人最终归根长潭，似乎有违上人生前“不修塔”的遗愿，但我变通为营筑简约墓穴的形式，只为报恩和忏悔，想必上人是会原谅我的。但我深知，最好的报恩，是学习上人终身坚守信仰、倾心三宝、朴素简约的品格，“将此身心奉尘刹”，为佛教、为众生不懈怠的尽力奉献。
结语
智益上人师弟与座下弟子合影（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大英县境内的长潭寺，是上人生前心心念念要恢复的道场，五凤寺、高观寺的重建也凝聚着上人的心血。现在，长潭寺、五凤寺在宗学师兄的弟子庆祥师、庆凌师主持下，高观寺在宗静师兄的弟子庆明师主持下，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在广大信众的护持下，呈现出勃勃生机，足以告慰上人于常寂光中。
我自己不肖，一生蒙上人恩惠无尽。目前，虽然也在为佛教竭力而为，但乏善可陈，每念及此，总是觉得愧对上人。在上人辞世近二十年来，每当自己稍有懈怠，常常会回忆起上人生前对我的呵护，总能感受到，上人一直在给我青春般的力量，迈向菩提之路，永不停歇。特别是上人辞世后，我赶回寺里为上人入龛后，助念时上人的慈容与那盏电灯散发出的亮光，光光相照的影像，经常会在脑海中闪现，那一束明亮的光，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