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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佛教中，师父不仅仅是一声称呼，更是生生世世轮回中弥足珍贵的因缘。以心传心，心心相印，法脉正是如此传承。农历七月初三，为宗性法师的师父智益上人诞辰百周年纪念日，为此，宗性法师撰写《照亮我前行路上的明灯——纪念上智下益上人》，回顾了那段师徒相伴的岁月，有初入佛门的生涩、奋进求学的青春、无声言教的风范，更呈现了近现代佛教发展的珍贵历史瞬间。
此篇为《照亮我前行路上的明灯——纪念上智下益上人》前半部分，叙述了宗性法师与智益上人初识的日子：那个年代的佛教是什么样貌？宗性法师最初得到了哪些佛法的启蒙？对现如今的佛教界有哪些启示？文辞隽永，情真意切，每一句都值得细品，一起来看：
引子
“近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觉得上人离开过，总是感受到上人在身边加持着我。”
——宗性法师
智益上人（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转眼间，已到恩师上智下益上人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日子。上人辞世至今，已跨入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觉得上人离开过，总是感受到上人在身边加持着我。每当人生面临重要的节点，或者遇到违缘，总会回忆起上人住世时，在他身边的日子。上人的容貌，上人的寡言，上人的力行，一幕幕时常浮现眼前，心里会感受到格外的温暖，常会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鼓舞我克服困难，常不懈怠，努力前行。
记得恩师智益上人灭却尘劳辞世的那天，是农历的四月初一，阳历的5月4日，正是当时的“五一”黄金周。当天下午接到消息，正值岀行高峰，连续三天内没有回成都的机票，最后好不容易订到第二天下午飞重庆的航班，还特别麻烦内江西林寺的果聪尼师，联系重庆能仁寺的广慧尼师，派车送我连夜赶回昭觉寺。
记得回到昭觉寺时，已是5月6日的凌晨。当我跨进涅槃堂，第一眼看见的是涅槃堂上方悬挂着一盏瓦数不高的电灯，散发出的灯光十分微弱，涅槃堂门外，疏星淡月，四周寂静，微弱的灯光也就显得格外明亮，灯光洒向躺在灵床上的上人法体，平躺着的上人，如同睡觉一样，满脸的安祥。望着眼前曾经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恩师，再也不能坐起来同我说话，不由得悲从心来，心绪不能自已，泪水夺眶而出，顿失依怙的惶恐涌上心头。
我稍作休息和调整，请来了广福戒兄为上人剃头，沐浴更衣后，又请来寺里的演坤师，我同弟子们一同协助，将上人法体入龛，入龛毕，我同弟子们一道，将上人的灵龛升至涅槃堂的供台上，迅速整理好香案上的供品和烛台，安排好助念人员后，让其他人员轮班去休息。
我坐在灵龛前，面对上人助念。在念佛声中，我久久地凝视着上人的慈容，那盏悬着的电灯离上人的灵龛更近，我的泪水不由自主的随着脸颊流淌，泪眼模糊中，我仿佛看见，上人的慈容依然就像是一盏黑夜中的明灯，越发的光亮。
回想起来，至今二十个年头过去了，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夜，刻骨铭心的惊恐和不安，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
上人的履历
“此时的昭觉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已是满目疮痍。”
——宗性法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昭觉寺大殿废墟（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人生于1919年农历闰七月初三，大英县古柏乡七里桥刘氏子，名汉毓，父福真，母雷氏，兄妹八人，上人行二。上人的大妹刘志英，适重庆制药三厂胡氏，退休后到成都昭觉寺护法，并住寺学佛；上人的四弟刘志华，1986年礼清定上师出家，法名智有。
1927年至1932年，上人先后在原籍读私塾两年、小学三年。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原籍放牛、务农、学木工。1942年至1943年，为躲壮丁，在本县古井寺务工。
1943年，上人在大英县隆盛镇长潭寺，礼上清下芬师爷披剃出家。
1946年冬，赴成都文殊院受具未果，至蒲江净因寺等地参学，在蒲江结识净天师父。1947年冬，在净天师父的帮助下，赴成都文殊院依圆照和尚座下受具，并住堂学习一年。
1948年冬，上人受师爷嘱托，回长潭寺务农。1949年，在长潭寺迎来新中国成立。土改之初，在长潭寺分得田地，划定成分为贫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至1957年。
1957年，上人同师叔清恢师赴成都大慈寺常住，先后在大慈寺售茶、种菜、任采购等职。1959年，调至成都市宗教处新成立的农药厂劳动。1960年，由农药厂调至昭觉寺，从事淀粉生产。昭觉寺在土地改革后，除划为地主阶级的班首执事外，寺院中共有54名僧人分得水田42亩、菜园地34亩，全寺僧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开设了淀粉加工厂，上人就是被分配在淀粉加工组从事劳作。1971年，昭觉寺被改为成都市北郊公园。
1974年，成都动物园从百花潭迁入昭觉寺，昭觉寺全体僧人划入动物园，被吸收为动物园职工，上人被分配在动物园经营的餐厅作工。
1979年起，由昭觉寺退院定慧和尚发起，上人与任职动物园职工的原昭觉寺僧人，参与上书省市佛协、省市有关部门、省市领导，呼吁恢复昭觉寺。寺院原大雄宝殿、禅堂等建筑在文革期间早被拆除，各殿堂的佛像全被捣毁，全寺的经书法器荡然无存。原大雄宝殿和禅堂的废址上，凿成了饲养天鹅的人工湖，五观堂被改为了湖滨餐厅，圆觉殿被改为了大象馆，藏经楼、御书楼、观音阁等残存建筑被用作办公室或职工宿舍，在原寺院的林盘里，建起了熊山、猴山、熊猫馆、金鱼廊等建筑。此时的昭觉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已是满目疮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昭觉寺重建工地（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1981年，上人受命任昭觉寺监院，担任五人小组负责人。先后与果蓥师、常济师、清证师等寺僧共同筹划，抢占回普同塔、藏经楼、观音阁等建筑，已经是动物园集体职工的僧人们，大都进入老年，其中三十几位僧人穿上僧服，恢复法名，并在普同塔恢复宗教活动，坚持早晚功课，后相继迁入观音阁、藏经楼。1983年，上人与广云师等几位寺僧以昭觉寺全体僧众的名义，写信给清定上师，礼请他重返祖庭住持法席。1984年，委派澄裕师专程赴浙江天台山高明讲寺，面见清定上师，向清定上师汇报了昭觉寺的现状。1985年，在初步征得清定上师同意后，与寺僧联名迎请清定上师回昭觉寺驻锡。是年秋，清定上师由龙泉驿石经寺正式回到昭觉寺。1987年，推举清定上师荣任昭觉寺方丈。1988年，卸任昭觉寺监院，担任首座兼都监。
1982年智益上人为恢复昭觉寺所写的材料（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1982年起，上人历任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1981年起，历任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第四届代表会议代表；1994年，任首届蓬溪县佛教协会副会长。
1989年起，上人历任四川尼众佛学院二部僧传戒、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五次、八次传戒法会尊证阿闍黎。
八十年代后期，上人先后担任成都市金牛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上人晚年，卸任寺务，放下万缘；闭门静修，安心净土；信愿念佛，回向极乐。
2000年5月4日辞世，世寿81岁，戒腊53夏。
1983~1984年，智益上人为呼吁保护昭觉寺落实宗教政策所写的材料。（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人座下先后剃度弟子有：宗显（1984年剃度,1985年在宝光寺受戒）、宗观（1988年剃度，1991年在昭觉寺受戒）、宗学（1989年剃度，1992年在西安草堂寺受戒）、宗静（1989年剃度，1992年在西安草堂寺受戒）、宗性（1990年剃度，1991年在昭觉寺受戒）、宗定（1994年剃度，1995年在宝光寺受戒）、宗道（1999年剃度，2001年在梁平双桂堂受戒）。另有成都、遂宁、蓬溪（大英）等地皈依弟子千余人。
初识那一天，阳光正好
“到昭觉寺时，已经是下午，当天是大晴天，太阳较好，上人正在寮房傍的洗衣槽内洗衣服。”
——宗性法师
1981年智益上人在李白纪念馆参观（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1990年9月，我准备于遂宁灵泉寺发心出家，因家人反对未果。后在道友崇兴师、普正师的引荐下，至大英县隆盛镇长潭寺，准备另找机会出家。长潭寺是有悠久历史的古刹，最早建于唐代开元、大历年间，代有兴废，明正德年间有过大规模的重建。清代末期，海明老和尚从九峰山海会堂移锡长潭寺。
我刚到长潭寺的时候，还没有一座正规的殿堂，只有临时借用原村委会办公室布置的简易佛堂，另有几间工棚性质的住房，宗学师兄住寺负责，张坤先、郑守珍、廖清辉等几位居士住在寺里护法。当时退休工人杨成多担任会计，杨国芝（时任村幼儿园教师，后任村支部书记）担任出纳，徐庸芝、罗久香、苏远珍、王琼华、陈荣秀、何泰珍、李惠君、徐琼芳、漆明凤、邓益秀、漆明淑等信士也纷纷从不同角度支持寺庙建设。由于长潭寺重建工作是白手起家，经济状况非常拮据，隆盛镇上的白辉顺、李素华、吴应春、刘文淑等人常来寺里手工制作蜡烛；廖清辉、唐立英、白礼群、唐德广等人逢初一、十五会期，常来寺里加工凉粉，销售后的利润悉数用于寺庙开支。
期间遇上人的大妹刘志英居士来长潭寺办事，事毕回成都时，带我一道赴昭觉寺拜谒上人。那时交通不是十分便利，一大早从隆盛坐长途汽车，途经乐至、简阳、龙泉驿，大约需花六小时左右，才能到达成都。
记得到昭觉寺时，已经是下午，当天是大晴天，太阳较好，上人正在寮房傍的洗衣槽内洗衣服。刘志英居士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说明是来投他座下出家的。上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那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佛法的基础知识，再加上初次拜见，既胆怯，又紧张，回答了什么内容，已经毫无印象。上人应该看出了我的拘谨，简单的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带着我去客堂拜见知客师父，知客师父做了登记，安排我住在客堂旁边的发心寮，记得当时发心寮里住有大约二十余位新发心出家的人员。
上人是寺里的尊宿，凭他在寺里的地位，差使人员为自己洗衣倒水，应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初次拜见上人，眼见上人亲手搓洗衣服，朴实惜福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上人满脸的严肃，让我内心多少有几分畏惧。
大约十天后，上人叫我到佛堂前，吩咐我说，长潭寺重建刚要起步，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并告诫我，初发心出家，要多培福，让我还是继续到长潭寺协助恢复重建工作，并为我落发，取法名宗性，号化空，正式归投上人座下出家。之后，遵上人嘱咐，返回长潭寺协助宗学师兄襄理寺务。
上人的无言之教
“上人在细行中体现出的体谅和力行，低调行事，不讲排场，是对我出家生涯的启蒙教育。”
——宗性法师
1981年智益上人参加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上人读学不多，文化不高，平常对弟子的引导，没有讲教说理的方法，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细行，行大于言。上人在与人相处时，几乎是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往往给人不易接近的印象。但我自己在追随上人身边时，也许是时间长了的缘故，觉得上人虽然严肃，但内心深处也有温和慈悲的情怀，上人在我的心中，完全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慈父般的形象。
1991年2月，上人应隆盛信众的恳请，来长潭寺主持观音殿上梁法会，前后在长潭寺住了约二十天。期间，我随侍上人去了蓬莱镇五凤寺、通仙乡高观寺，去看望负责五凤寺的智明师叔和负责高观寺的宗静师兄。上人在五凤寺住了三天，还顺道去了古柏乡七里桥，那是上人的出生、成长之地，是上人的血缘之根。上人一路上给我讲了他家里的情况，是如何出家的，上人说他是天生出家的命。上人之所以有返乡之行，是特别去祭扫父母及兄长的坟墓。随侍上人的行程中，上人同大家一道挤客运汽车，上五凤寺、高观寺的山路是崎岖难行的，但上人总是不顾年高，不坐信众安排的滑杆，坚持步行登山，衣物自己携带。短暂的几天相处，上人在细行中体现出的体谅和力行，低调行事，不讲排场，是对我出家生涯的启蒙教育。
1991年4月，长潭寺观音殿修建完成，由于还没有获得批准开放，又有别有用心的人捣乱，长潭寺的重建工作被迫停止。我受当地信众的委托，到昭觉寺向上人汇报了这一情况，上人听了后决定，既然长潭寺重建因缘还欠缺，就暫时停下来，并让我不用回长潭寺，留在昭觉寺学习梵呗礼仪。
到昭觉寺长住后，得以朝夕近距离地亲近上人。上人的日常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当时他已经卸任监院之职，不负责具体的寺务，由于年龄、视力的原因，早课已不随众，但大众早课时，上人也是同时起床，在自己寮房内禅凳上趺坐，自己做功课。上人一直是坚持随众参加晚课的。此外，上人早上、中午也随众过堂用斋。早斋过堂回寮后，上人会有简单的洗漱，然后亲自提上暖水瓶去锅炉房灌开水，回来后沏上一杯花茶，供一天饮用。上人每天有自己的定课。上人晩年一直栖心净土，专修念佛法门，上午主修持名念佛，日课万声。中午午休后，下午一般会念诵大乘经典，我知道上人常诵的有《涅槃经》《华严经》《法华经》等大部头经典。在随侍上人身边的日子里，上人每天一丝不苟地坚持自己的定课，在上人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三宝信念的坚守，潜移默化中，对我影响至深。
上人一生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不尚奢华。记得一次宗观师兄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上人看见后，对我说：这双白鞋很好看，放在我这看看，过两天来拿。几天后，我去上人寮房时，上人告诉我：你的那双鞋可以拿回去了。我上前一看，白色的球鞋上刷了一层厚厚的棕色土漆，顿时觉得哭笑不得。但上人却说：刷上好，不怕脏，不怕水，耐用。还有一次，一位信众供养了我一件白色的汗衫，上人看见后，让我脱下来交给他洗。几天后，上人递给我一件灰色衬衫，我告诉上人：我的衬衫不是白色的吗？上人说：白的怕脏，染了一下，以后好洗。有了这两次经历后，我才明白过来，上人是觉得白色的球鞋和白色的衬衫不适合出家人穿，穿上后也太醒目，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启发我，要养成衣着朴素的出家人生活习惯，上人虽然没有厉声斥责，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我至今也不敢忘怀上人的教导。
上人支持我求学
“他独自一人坐公共汽车，亲自到佛学院给我送来药品和医疗费用，并嘱咐我注意身体，无论什么情况下坚持学习的信心不能动摇，有任何困难有他作后盾。”
——宗性法师
1982年智益上人参加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图片来源：凤凰网佛教）
我出家之初，就一直有想要去佛学院求学的愿望。1991年4月，我刚从长潭寺到昭觉寺时，上人就有送我去宝光僧伽学校插班学习的想法，并托请大文师父代为联系，学校回复说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不便于安排。于是上人又准备送我去文殊院僧伽培训班学习，当时也因为其他原因，没能如愿。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上人与昭觉寺维那大济师父等发起举办梵呗学习班，将全寺青年比丘、已剃度的沙弥、初发心的行者等七十余人集中起来，学习早晚功课、基本唱诵、法器、礼仪等内容，前后约八个月。由于上佛学院的愿望没能实现，上人也安排我进入梵呗学习班学习，大济师父主要担纲教授，净天师父、大昌师父也经常到课堂辅助。这期间，集中学习了包括四大祝延、八大香赞在内的《简明常用赞本》所载梵呗的全部内容，以后还陆续学习了焰口、斋天、拜忏等佛事活动中所用到的唱诵。当时的方法是白天集中学习，晚上分组练习，寮房门口贴上“此处演习梵音，请诸鬼神回避”的字条，上人时常会在晚上练习时查寮，指导我学习，有好几首香赞就是在上人的反复提示和纠正下，才得以领会要领而熟练掌握。记得有一次晚上练习时，我们几位同寮房的沙弥贪玩，不在寮房练习，上人查寮时，发现我们不在寮房后，打着手电筒，拄着手杖，全寺院上下满处叫我，到第二天，全寺院都知道我晚上没在寮房认真学习，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贪玩放松梵呗练习。当时内心是觉得十分憋屈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上人的严格督促，唱诵梵呗一门，我恐怕不会打下全面扎实的基础，内心的感恩终身相随。
先是1992年初，我向上人提出想去佛学院求学的想法，上人鼓励我去设在罗汉寺内的重庆佛学院学习。并对我说，竺霞法师、惟贤法师是汉藏教理院毕业的高材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学问非常好，惟贤法师是唯识专家，那里的师资力量雄厚。上人安排宗观师兄帮我买好火车票，过完元宵节，我就按上人的嘱咐，去重庆佛学院学习，开启了我出家生涯的求学之旅，没有上人的支持，恐怕是难以成行的。
1992年初，中国佛教协会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传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赵朴老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向全国佛教界发出了呼吁，“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佛教界最主要的工作，第一任务是培养人才，第二任务是培养人才，第三任务还是培养人才。”正是这次会议后，催生了全国各地兴办佛教教育的热情。是年3月，四川省佛教协会讯速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决定在宝光僧伽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四川省佛学院，任命遍能和尚担任首任院长。是年6月，因罗汉寺闹风波，影响到学生的正常学习，我写信给上人，准备退学回成都，报考新成立的四川省佛学院。上人同意了我的想法，我很快就离开了重庆佛学院，回到昭觉寺。
回到昭觉寺后，我一边准备报考四川佛学院的同时，又发起礼请维那大济师父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梵呗训练班，学习内容既有对从前学过的香赞进行温习，也有拓展至应酬经忏的小调。有一天，上人对我说：你的梵呗唱念已经有基础了，应该请净天师父为你把焰口的座传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年轻，太早学会放焰口上座不太适合，因为民间有一种说法，“长命的金刚，短命的焰口” ，因此内心里是极不情愿的。上人又去找维那师父给我做工作，并且告诉我：你现在还没去读书，还好教你，你以后要是去读了佛学院，毕业后就是法师了，就没人好意思再教你了。后来，在上人的再三催促下，并带着我去向净天师父请法，净天师父慈悲允诺，手把手教会了我放焰口登座时金刚上师所应结的密印和观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要感恩上人、净天师父、大济师父的慈悲成就，不然我恐怕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学习这一堂佛事了。
在上人的支持下，由昭觉寺推荐报考了四川省佛学院，后获录取，并于9月入学，开始了岀家后系统学习佛法经典的生涯。在宝光寺学习之初，由于不慎中暑，生了一场重病，上人知道后，派寺里的性普师到宝光寺来探望。可能是性普师回去没有向上人说明清楚病情，引起上人的担心，后来他独自一人坐公共汽车，亲自到佛学院给我送来药品和医疗费用，并嘱咐我注意身体，无论什么情况下坚持学习的信心不能动摇，有任何困难有他作后盾。现在回想起来，内心里仍觉得温暖犹在。
1994年夏，我在四川省佛学院学习兴趣正浓，上人突然要我报考中国佛学院，先师唐仲容先生强烈反对，我自己虽有不舍，但还是遵丛上人的安排，从四川佛学院退学，报考了中国佛学院。
当时报考的经过还颇费周折，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上人亲自出面攻克。后来我也没有辜负上人的厚望，顺利考入中国佛学院，于是年9月入学。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几年，上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每月的生活补助，平常购买书籍的费用，都是上人省吃俭用，从自己微薄的单金中节省下来，给予始终如一的支持，消除我全心投入学习的后顾之忧，增添我坚持学习的信心。
在我的学习经历中，有一段至今令我没能悟透的因缘。1998年7月，我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班学习毕业前，曾写信回昭觉寺常住，汇报学习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常住的明示，后来学院领导传印长老、姚长寿副院长商议后，决定留录我继续读研究生班。能有机会再深入学，也是自己的志向，于是也就选择了留校继续学习。当我8月初回到常住向上人汇报时，上人听了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上人当时说，已经外出学习几年了，应该回到常住服务，还说担心以后被留在北京，不会回成都来了。但我自己表达了还想继续学习的意愿后，上人没有再坚持让我回常住服务，但说了一句至今让我没能明白的话。上人说：宗性，我告诉你，你以后走到哪儿都逃不掉领众的命。我的老家有风俗，就是长辈对晚辈说一些吉利祝福的话，叫做“讨封赠”。上人当时说这句话，我自己并没有在意，但后来上人一语成谶，让我至今没能领会个中原因，只能视作上人对我日后要努力为佛教做事的期许和鼓励。用文殊院寂真师父的话说，上人是在文殊院受的戒，没有回戒常住报恩，我来文殊院任职，也算是替上人到文殊院报恩。前辈的话，我铭记在心，一直以来，也是秉持通过在文殊院服务这一平台，报答佛门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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