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文集

               太虚大师文集：太虚大师传之二

    他在普陀山闭关。将近三年，他索居孤院，禁足不出每日恒定不易地坐禅、阅读、写作，像不知疲倦的水车一样孤独地运行着。

基于大乘八宗平导不二的理念，他把《楞严经》为中国佛学之’大通量‘，撰，首楞严经社论》，发扬唱举”平等普入’的思想。对大、小乘关系。他坚持学佛应当先发济苦救世的菩提心，认为圆满的佛法精神是“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以了脱个体生死，离欲趋寂为侧重点的小乘意思，只是大乘的方便行而已。在《佛教人乘正法论。中他一本佛法不离世间的古训，强调佛教正法应落实于现实人群的伦理建设，纠除过去务臻玄远的空疏之病。

在他看来，人的超越不能脱离人的实存来讨论，抛开现世和因缘网络里纵横交错的客观相对关系，圆满生活就永远是可望不可即的彼岸幻影。他讨厌愚昧，也讨厌蹈空浮华的贵族习气；能够为人服务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佛法不是少数人避世寄生的工具，他的批判更有力了。〈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列举仕成、政轭、戒弛、儒润、义丧、流六事，据史剖析，如一位目光冷俊的医生，向病人宣布诊断的结论。这一段时间，他写了〈破神执论〉、〈教育新见〉、〈论哲学〉、〈论周易〉、〈论荀子〉等诸多论文及残篇，闪光的洞见俯拾皆是。我们不能不感到骇异；他好象手握一把万能的尺子，凡所瞩目，都要衡量。圆圆的黑边眼睛后面，他的目光清明、犀利，似乎能穿透所有事物的内外。他才２６岁，生在松柏当的古旧禅院里，却已现出君临六合四维的绝大气象。

１９１７年立春，他走出关房。１０月，以赴台湾讲学之便，跨海东游，在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饿考察。他发现所见所闻有许多和自己的构想不谋而合之处：“证明了我所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如分宗组织等确与维新以来之日本佛教堪相印合。而本原佛仪，连成一体，则犹较胜日本一筹。”僧制、佛学研究及教育传播是他注意的焦点。他对日本佛教现代发展中表现出的浓烈的多元化、世俗化气息颇为不满，大有过犹不及之慨。他批评日本僧人“不去俗姓，带妻食肉’，其实，这些俗世化表现从教理教史却未尝不能寻得自圆的依据。将近二十年后，锡兰僧人纳达执上座部戒律为标准，公言‘中国无僧伽’，太虚回驳其说，也指出节律每因时空、对象不同而有”程度上之参差，非性质上之有异“，”故不可过于苛求“。他的饿观点已有变化。后又在上海创立觉社，出版专著，编印丛刊，演讲佛学，实习修行。

１９２０年，〈海潮音〉创刊。这是觉社的延续，一个拨高的音程。‘海潮音非他，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觉音，”宗旨是发扬大乘佛法真义，引导现代人心正思。

没有圆满的人生观，就没有美满的人生。生命个体没有可靠依托，完美的人类社会就只是海市蜃楼。他对世间各种宗教哲学予以条理剖陈，贵诶人本、神本、物本、我本数类，既不抹杀其包含的部分合理、通用因素，又抉择以佛法，明其偏谬。

俄国革命成功后，共产主义理想日益风行中国。他敏锐地察觉到封建的寺院农庄经济终将成为新时代诟病，立刻将空言难行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在〈海潮音〉的连载中止，发表〈人工佛学之新僧化〉、〈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等论文。“内容是说僧众对于资生事业，在不违背佛法原则上，都可以工作，不妨仿效半工半读的性质。并引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作精神，证明我们要以自己的努力取得工资，把剩余的时间来研究实行高深的佛学。”同时以“反信教的学术精神’，”反玄学的实证精神“、”反因袭的创化精神”和“虚无主义的精神”、“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精神”、“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沟通禅学——佛教与社会政治、学术诗潮大势的关系。

他提倡僧人自力，提倡僧人自治。针对一般学佛者或取相流俗、或执理废事的误区力阐“行为主义之佛乘”——“人间世无一非佛事”。他赢得了相当的支持者，也树立了更多的反对派。上海、杭州、广州、北平、武汉三镇及苏皖各地，他奔走讲经弘法，名流政要皈依信护者颇多，道誉日隆。而誉之所至，谤亦随焉，“出家僧侣，与传统，拘于宗派，惑于大闹金山之渲染，反而流言四起。”新、旧派的对立和消长大致从次真正开始了：

“沪上佛徒，大抵以谛闲，印光和我为中国现在三大派，冶开等。但我真心而行，对谛闲法师仍尊以前辈，初未意识及此种的分派。唯从民国八年起，我与欧阳渐突起为佛学界的双峰，则于九年唐继饶的赴滇亦可见之，此难免为向来追从谛闲、印光、冶开等僧徒居士们大生惊异。......世人于此种分派观念一直持续着。十九年后，似乎谛闲隐退了,由印光与我来对峙;二十年后，似乎印光隐退了,由圆瑛与我来对峙。到二十年后，我的学徒们皆意识着此种的对峙，因此渐渐地尖锐了。”

１９２１年３月,他接任亏欠甚久的杭州净慈寺的方丈位，雷励风行地整顿寺规，革退腐僧，气象为之一新。可７月，地方上的诸住持又纠集劣绅恶吏，诬控于官署，必去之而后快。这场风波迁沿近一年，波及京沪杭政界、文化界、舆论界。相持之下,耗去极大精力，初见兴盛之势的寺院又落低俗。是冬，他应信众之请赴武汉讲经。他凭栏伫立，僧衣鼓荡。他的命运,好像永远要逆流而上。

《海潮音》星中国儒教革普的舆论喉舌，武昌佛学院则是培养新式僧才的基地。１９２２年，太虚在湖北的弘法产生了效果,不少名流皈依座下，响应他的主张，他一提出办佛学院的主张，立即得到陈裕时、李隐尘、汤铭、胡瑞霖、王森甫等人的大力囊助９月,武昌佛学院开学，太虚任院长，梁启超任董事会董事长。

“佛学院僧俗兼收，目的在造就师范人才，出家者实行整理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课程僧制工作，在家者组织正信会，推动佛教于广大人间......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参取禅林规制。早晚课诵，惟称念弥勒、回向兜率为异。”

此前,中国佛教界尚无佛学院之名。武院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佛教教育的成熟,其办学方向、学制等被各地后起的佛学院参仿，直至今天仍不失示范之功。它和同年由欧阳竟无开办的支那内学院，堪称近代佛教教育学术研究的两大奠基石。太虚在佛学院先后讲授了佛教各宗派源流、《教观纲宗〉、《三论玄要〉、《十二门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及因明学等多门课程，循循善诱，如母啸子。多年的斗争使他深深意识到，佛学院应成为造就弘法栋粱的大熔炉，而非——“照古人注解背讲不谬，”“或听记经中一二则因缘，向人夸述而已”的经法师的“养成所”。张宗戴、宁达蕴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骨干，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文化讨论的展开，他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的现代意蕴，皈信佛教，在北京发起新佛教青年会，编行《薪佛化旬刊》并到武院求学。太虚因势利导，令他们推行佛化青年运动，改新佛教青年会为佛化新青年会，编《佛化新青年》。他们发表通电，阐明会章，组织世界佛化宣传队赴各地讲演，得到胡瑞霖、蔡元培、梁启超、章太炎、黄炎培、江亢虎等各界著名人士的支持一批知名的法师长老也联名通电予以首肯。至此,以太虚为核心，以武院为大本营，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为宣传媒介，以佛化新青年会为激进先锋，全国规模的佛教革命运动声势初具,成效可观了。

１９２４年６月，武院第一届学生毕生。杏林初成，原为可喜，而新的矛盾却同时暴露出来。先是基于志在建僧的理想,太虚拟改革学院招生方法,以比丘为限，加以丛林式管理，注重律仪，作为整理僧制之基。因董事会元老李隐尘持异议，未获通过,乃曲从众意，仍循旧章。门下以张宗戴，宁达蕴等人为中间的“太虚左派”则革命情绪高涨，言行激烈，今诸山长老渐惑不安。其时佛化新青年会已在全国十余省市陆续设立分会，会员达数千，奉太虚为导师，以“农禅工禅”、“服务社会”、“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为号召。他们一方面致力宣传协学等实践，一方面屡屡向守旧长老施压，要求僧界幕洗心革面。最后北京的佛化新青年会径以快邮代电，提出“八大使命”。

对保守派长老和居士他们深恶痛绝，散布传单诋讦印光、谛闲、范古农、马一浮为“魔王”、“罪魁”这样一来，全国震动,潜在的新旧之争激成轩然大波。迫于僧界反对,形势日非，１０月，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停顿，运动夭折。这在太虚，不能不是添一暗伤。次年密教渐兴，武院部分院董及太虚的弟子、学生信仰渐移,趋于神秘,对改革事业的兴趣和支持减弱,已不复初期同心共德的盛况。事缘乖舜，信众离心，他不禁，萌生颓意。新生开学未久，１０月底，他忽然招集全院员生，宣布院务交人代行，留函院董会辞职，半小时后即搭轮船离开武汉。

这一突然行动今武汉缁素疑讶莫名，怅然若知两年来，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已是中国佛教新派生的中心，影响远及国外。就在这年７月，他筹备发起的第一次世界佛教联合会在庐山召开,推行世界佛教运动，与会有中、日、英、德、芬、法诸国代表。

离武汉后，太虚经上海回甬,于山中静居。频年驱驰,殚心弘教，他的身体大不如昔，思考过度导致脑力损伤。但他不暇休养，马上又投入当时关于“科学与玄学”、“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文化大论战。

１９２５年，经武院院董委恳请，他同意继续担任院长。但此后实际院务很少主持，关系渐形疏离。４月，他与白普仁庄思缄等在北京设立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呈段琪瑞政府备案，以便推派代表出席将于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国内军阀纷争,内战不休，僧界依然愦愦无为，他屡挫思痛，方针一变，以为“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与其在政治坟化、佛教现况都不具备革命基础和环境的情况下无功而求，又如先着手佛教国际化运动。“先使欧西各国优秀人士确信于佛法，把他们做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仰”。夏秋，他在大林寺设庐山学窘，培养学员，作环游欧美布教的准备。

１０月,中华佛教代表团赴日目幼东亚佛教大会，他任团长。会议在东京召开,历时三天，他宣读了唯识学的一篇论文，并针对日本佛教的俗世化，强调僧格的养成是宣传佛教的根本所在。会后参观了各地诸大寺及佛教大学，１１月下旬回国。所到之处,他致辞、演讲，法音弘布，日本佛教著名学者造访频频。唯佛教能救今世，而责任端在亚洲佛教徒,他希望这一任务能通过各国各宗派之间互解互学，组成无国界的教团得以完成。

１９２６年春，他在上海发起全亚佛化教育社，后改名中华佛化教育社，创办《心灯》旬刊。６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硝烟又起。开战前后，他在杭州、武汉、北京等地讲经布教，不忘国事，曾通电呼吁和平，并致书孙传芳、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以王道和佛化相谏。８月,应星洲讲经会之请，赴新加坡弘法。他原打算乘此机会远赴欧美宣化，因水土不服患了热病，遂于１０月回国。在厦门，他受到盛大欢迎。南普陀寺柬约僧学绅商界领袖,举行宴会,厦门大学许多知名教授都抱着极大兴趣来参加,连一向不喜应酬的鲁迅也破例予会。可惜那时太虚尚未看过鲁讯的书，只是寒暄了几句，“然有一沉沉默无言、傲然自得的人的面影，迄今仍留脑海。”而据孙伏园说，鲁迅对太虚的印象则是“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４月末,他在南普陀寺行住持进院礼，并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南普陀寺是闽南一大佛刹，１９２４年改子孙庙为十方丛林，１９２５年开办闽南佛学院。第一任方丈会泉和院长常惺，都是太虚的故友旧交。在太虚接办的６年中，闽南佛学院日新月异，成为武汉佛学院之后又一座大型佛教教育中心。它以“造成佛教住持僧宝弘法利生为宗旨，”专门招收出家的僧人，学制上则沿承武院教研并重、佛学世学兼受的传统，和思想自由、学风纯正、知识全面的特点。正如后人评价道:

“闽院被称为太虚佛教革新事业的第二大本营，它对佛教教育作了多方面探索，太虚总结了在闽院推行教育实践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创见。……闽院及武院培养的学僧此后散播全国，成为佛教革新的种子。由闽、武两院师生主持或任教的佛学院遍布各地。......这些院校，办学时闻长短不等,但实际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中坚，也构成了佛教革新事业的骨架体系。”

接任之后，太虚没有长住厦门，见寺务、院务仍托转蓬、会泉、常惺等代理,自己回沪杭休夏。

时政局迭变,７月，武汉政府反共。８月，蒋介石电邀太虚游奉化雪窦寺。９月９日，太虚抵雪窦，与蒋氏长谈竟日:

“蒋公拟邀我同去日本住一些时,把阳明学和佛学作一番研究。偕我及吴礼卿、张文白两君同游千丈崖下，与寺僧规划建桥筑路和修理飞雪亭、妙高台等工程,兴致甚高。当晚，有一美国人来谒;谈后，蒋公趣向上似有了转变。中秋的早晨，美国人辞去后,我示辞行;但蒋公约我同到溪口过节，下午乃偕吴张二君等下山，路经蒋母墓暂停，转止溪口文昌阁,阁上蒋公藏甚富，山水尤占形胜。晚餐毕，团坐赏月，蒋公集亲友请我为诵《心经》大意。我次日返甬，致函申谢，并告以欲赴欧美考察游历。蒋公旋过沪，东渡扶桑。过沪时，嘱陈果夫以三千元赠余，作欧美游费。”

太虚玄赴厦门主持秋季开学典礼,逗留期间于闽院讲《救僧运动》。１０月，他回到杭州住在灵隐寺，潜心著述。,《真现实论》、《自由史观》两著脱稿。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他以往佛学思想的总结性阐述，体大思精，极具价值。

冬季，太虚发表《告徒众书》。对于旧式佛教徒，他已无心格斥，而将佛法救世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新佛徒没有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要么腐化、僻化于旧僧，丧失革命精神；要么过于激进，视传统为无物，以俗簪僧，以入世事取代寺院成规，遇到严重挫折，便“纷纷退僧而返俗，以寻其新式之生活。”由于坚持僧界、俗界的分野,他对欧阳竟无、王弘愿等法相，密宗学者主张在家佛徒可为出家者之师的观点极不满意，视为“俗之僧夺”。而在“僧之俗变”的问题上,他却有些模棱。无论“建僧”、“救僧”，他都始终本着一个基本看法，即住持佛教出家的僧人。

他对佛法从未失去信心，可出关以来十余年积聚的悲苦之情又开始反噬了。在他看来来，“僧之俗变”和“俗之僧夺”两种现象的普遍出现，实际意味着“十年来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佛法救世运动”的“根本摧破”。因此连苦心经营、鼓吹革命的《海潮音》也不想再办下去了。

闽南佛学院是冬发生学潮，致使寺务、教务均陷停顿。１９２８年２月,太虚委派大醒、芝峰前往处理，下半年重新招生,从此步入正轨。大醒是太虚门下的得力助手，在武院曾编《新僧》，抨击保守派不遗余力。去厦门不久，又编行《现代僧枷》，指名道姓地批评谛闲、印光、黄健六等旧派缁素,直呼为算“猪头长老”，“蛆虫居士”。太虚在“立春有感”中吟道：“人以度旧岁，天犹带旧冬。乾坤不缘垫，一震起潜龙。”他虽常处失望终不绝望，虽时感困顿而终取奋进。他不能同意“知其不可为而为”这句话,天下事,只有难为和易为,为和不为而已。

他又从低谷走了出来。这时大环境对佛教十分不利。内政部长薛笃弼有改僧寺为学校之议，中大教授邰爽秋抛出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拟向全国教育会议提出。临此逆流,僧界大受震动，连保守派也不得不考虑研求因时制宜之道太虚以“中国信佛的革命民众领袖”名义，发表“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驳斥薛、邰的主张。此后庙产兴学风潮多次泛起，虽均为佛教界挫败，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传统寺院财产制度的反动性，以及僧人自救的必要性。

４月，他拟领袖的声谓,作《对于中国佛教革命僧的训词》。他原想以此为纲领,筹建组织健全的革命僧团，可惜被大醒、芝峰公开发表，未获实施。

由溪口晤接之缘，他与蒋介石建立了不错的关系。蒋氏复广任总司令职，春游灵隐时又谋一面，并合影留念。四五月间，太虚患半身不遂神经痛症,寓沪医治，复萌成立全国佛教统一机构的念头。发起“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蒋介石邀他到南京,偕游汤山。他趁机进言，得到蒋氏赞可，终于在七月未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筹备处。至此，国民政府下，佛教首次有了正式组织雏形。

８月１１日，太虚偕翻译郑太朴、赵寿人，登上安特雷朋号客轮，离开上海，踏上环游歇美的布教之程。行前刊布启事曰：

“近曾以开全国佛教会议及筹备中国佛学会案，贡献全国缁素。至成效若何,须待先进耆硕，同辈贤俊后起英豪为共同之努力。在太虚个人,仅能掬示此对于中国佛教之忠诚毛耳。兹因需践赴德讲学之宿诺，并经缅甸、锡兰商来岁在仰光,后年在印度菩提场开万国佛教会之事，于一月间放洋。顺便游览欧美诸国文化及宣扬佛法，深愿留心佛学及世界文化者,锡之教言。并谢高易杨公、泰化蒋公之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