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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前世真假难辨!舍身饲虎竟然只是虚构

2018年0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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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本文节选自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文章《云冈石窟: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上)》,首发于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凤凰网佛教频道。 释迦牟尼的生前死后,佛教主要传播于印度的恒河中游一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在统一印度的战争中,因杀戮过多,心生忏悔,皈依佛门。他巡礼佛迹,广建塔寺,开凿石窟,颁布敕令,并在华氏城(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举行了第三次佛典结集,印度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派遣出国传教僧侣的足迹,北达辛头河(今印度河)上游,南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海岛。 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中亚山区,地扼东西交通要冲,既是印度河、阿姆河、锡尔河、塔里木河等大河的发源地,又是古代印度、波斯、中华、希腊、罗马等世界各大文明的交汇之所。在今天印度河上游的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山间谷地,曾经沐浴古印度文明的曙光,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后,希腊文化又在这里生根发芽。阿育王所遣沙门宣讲的佛传故事,在感化北印度居民的同时,也激发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罽宾(即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等地信众对佛陀神话与形象的新思维。 公元一世纪中叶,来自中国西北、君临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帝国,今阿姆河上游)二百年的大月氏民族进一步强盛,建立了贵霜帝国,并在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时达到鼎盛,向南迁都犍陀罗,疆域扩大至印度河与恒河流域。迦腻色迦是继阿育王之后,极力推广佛教的又一位国王。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僧侣于迦湿弥罗城举行第四次佛藏结集,罽宾遂为大乘佛教的发源地。大乘佛学是以纯粹佛说参合犍陀罗、罽宾、乌苌国等地传说与魔术,连同希腊、罗马神像解释,组成一种超越恒河沿岸原始佛教的神学。为了取信于人,他们在北印度创建出许多佛迹:中印度有四大塔,北印度亦有四大塔;伽耶城有佛影,那竭城亦有佛影;那竭国界酰罗城有佛顶骨,弗楼沙国有佛钵(见《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同时,编造出如来降服恶龙、舍身饲虎、舍头施人、挑眼施人、割肉贸鸽等众多本生故事及发生地(见《佛国记》、《宋云行记》)。迦腻色迦王振兴佛法的愿望与行动,不仅使犍陀罗变成了恒河流域之外的第二个佛教圣地,更成为佛陀往生的首善之地。 大乘佛教在犍陀罗的流行,一改自阿育王以来,用世尊的说法宝座、脚印、圣树、佛塔、石柱、莲花、法轮、大象、雄狮、鹿等形象暗喻佛主的传统,首次允许将佛陀绘画、雕塑为人形,从而宣布了佛教像法时期的来临。这时,大量的佛陀、弥勒、本生故事都用当地一种青灰色片岩雕刻,也用灰泥、石膏制作雕塑像和浮雕。佛陀神态矜持,拥有令人喜爱的阿波罗型面容,或立或坐,始终穿着轻柔的内衣和僧袍。菩萨身上佩带着各种珠宝饰物,脚穿雅典式的缀宝凉鞋,与佛陀区别开来。以希腊化为特征的犍陀罗佛教艺术走向鼎盛。在贵霜王朝统治下的恒河流域,受犍陀罗的影响,马土拉艺术创造出大量精美的红、黄砂岩佛教雕像。佛陀如沙门,身体壮硕;菩萨戴宝冠,略带微笑。到四世纪后的印度笈多王朝,上述两种艺术进一步融合,突出表现为湿衣贴体和双目低垂的笈多式佛像艺术。 新疆是佛教东传的第一站。印度僧侣越过葱岭,最初进入新疆,应在公元之前。从朱士行西天取经,到鸠摩罗什、法显传记所展现的西域诸国,三、四世纪新疆佛教如日中天。新疆佛法早于汉地,无可置疑。大约先是小乘佛教遍行南疆,然后才是大乘佛学的异军突起。当此之时,龟兹(今库车)、焉耆、鄯善(今若羌)、且末等国俱行小乘,于阗(今和田)、子合(今叶城)、沙勒(即疏勒,今喀什)等国多有大乘,兴建塔寺、营造石窟、顶戴佛钵(在沙勒)、讲经说法、行像散华,呈现出一派佛土庄严。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源源而至,拉升了新疆各城邦文化繁荣。由于当地石材的缺乏,泥塑、壁画、木雕构筑起新疆艺术大厦。新疆佛教的昌盛,成为引领汉地佛教走向辉煌的灯塔。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佛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然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如果说公元前后大月氏、贵霜和尚东游弘法,走的是一条回故乡之路的话,那么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东汉时期,佛教虽传中土,但朝廷以其西戎之神,唯听西域人立寺都邑,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晋以后,法禁渐弛。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来自西、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逐鹿中原。佛教作为胡教,不但被各胡族统治者立为国教,以“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下引该志不再注明);而且成为颠沛流离、苦难深重的华夷百姓维系生命的精神依托。首先提倡佛教的是后赵羯族皇帝石勒、石虎,他们敬奉西域高僧佛图澄为大和尚,广建伽蓝,说法授徒,参谘国政。石虎公然宣称:朕生自边壤,君临诸夏;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夷、赵百姓,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高僧传·竺佛图澄》)。中原佛教迎来了第一次短暂的高潮,佛陀救世思想深入人心。随后的前秦氐族皇帝苻坚、后秦羌族皇帝姚兴相继崇法,释道安、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等大师辈出,译经讲论,立戒修禅,一时间长安成为中夏佛教的中心。与此同时,西秦乞伏氏政权与北凉沮渠氏政权,亦将陇右、河西佛法推向高峰。佛教信仰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族源来自大兴安岭深处,东汉后期游牧塞北,魏晋之时部落始大。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建立北魏;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48年,征服西域(今新疆);494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拓跋鲜卑原本不知有佛,然从平城到洛阳,却因礼佛近乎痴狂,所以北齐魏收撰《魏书》,独创《释老志》以述其事云:“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与此同时,江南的梁武帝萧衍也因佞佛身丧国亡,留给后人“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类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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